兴县历史悠久，仰韶文化遗址、哺乳动物化石遗址、龙山文化遗址、战国赵长城遗址等文物散落境内，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劳作生息。兴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作为晋绥边区的首府所在地，谱写了一段光辉的革命史，矗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兴县人杰地灵，诸如孙嘉淦、康基田等历史名臣，刘少白、牛友兰等杰出前辈，举不胜举。

建制沿革

兴县建制沿革变迁频繁。据史料载，兴县战国属赵，秦属雁门郡。西汉为汾阳县（治今岚县古城村）地，属太原郡。东汉，汾阳县废，汉灵帝、献帝时，为匈奴所据。三国、西晋属羌胡。十六国时，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北朝，属北魏，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属广州秀容郡（今岚县古城村）。

北齐始置蔚汾县，兴县旧志云：“置县于北齐，因县城地处蔚汾河谷之宽平处，故取名为蔚汾县。则兴县建置之始也”。据《山西省历史地名录》记：汉为汾阳地，北齐设蔚汾县，以县境有蔚汾河故名，属神武郡。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置郡属石州（今离石）。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改蔚汾县为临泉县，属娄烦郡。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名为临津县，属岚州。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改为合河县（因城下有岚漪河，西与黄河相合，故名）。时县城设在今兴县城西六十华里的裴家川口北梁。宋元丰年间，迁移到蔚汾水北设城，即今县城所在地。金时改为兴州，属河东北路。元仍名为兴州，属冀宁路。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始称兴县，隶太原府。洪武九年属太原府岢岚州。清雍正三年，隶保德州，八年复属太原府。辛亥革命以后，撤销了州府制，兴县属冀宁道。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裁道后，归山西省政府直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40年）“晋西事变”以后，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兴县成为著名的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属晋绥边区一专署。1948年，属五寨中心区。1949年9月，兴县专区成立，辖兴县、临县、离石、方山、岚县、偏关、神池、五寨、河曲、保德、岢岚十一县，专署驻兴县。

1952年兴县属忻县专员公署，1958年属晋北专员公署，1961年复属忻县专员公署，1971年归吕梁专员公署，2004年，归吕梁市。

革命历程

兴县光辉的革命历程与晋绥边区12年的战斗历程密切相关。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晋绥边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光辉的一页里，同样记载着兴县人民的丰功伟绩。

晋绥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创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原绥远省境内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联合而成，解放战争时期称晋绥解放区。它包括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远大青山地区，南北纵长二千余里，东西横广五百余里。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阻敌西进的重要屏障、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前卫阵地；东至同蒲铁路，与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相接；南达晋南三角地带的风陵渡；北至绥远百灵庙、乌兰花一带（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接壤。抗日战争时期，它是中共中央与华北、华东、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交通要道，又是与苏联、蒙古联系的国际交通线；解放战争时期，它是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的后方，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1940年初，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亦称“十二月事变”）被彻底粉碎，晋绥地区成为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月23日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各项工作。4月，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迁驻兴县。自此，兴县伴随着晋绥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发展到壮大，为民族独立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朽的功勋，成为英雄的圣地、革命的摇篮。

在1940——1949年间，兴县曾驻扎过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晋西区党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常驻委员会、晋绥军区等机构，时有“小延安”之称。当时，晋绥边区大部分机构驻扎在兴县蔡家崖，蔡家崖成为晋绥边区的心脏。

在十余年的艰苦岁月里，兴县人民为晋绥边区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两部分：

一、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兴县地处晋西北，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当时，晋绥边区党政军粮食供应困难，食盐、棉布等生活用品奇缺。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兴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广大群众纷纷筹粮、筹款，开荒种地，纺花织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期间，全县人民共捐献金银折合银元27.4万元，军粮1亿斤，开垦荒地截止1945年6月就达50万亩，从根本上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军队的后顾之忧。

二、响应号召，积极参军。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毛泽东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晋绥抗日根据地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随之，晋绥分局在蔡家崖召开“挤敌”动员会，作出“主力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地方武装以二分之一的兵力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的决定。兴县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军人数达到10647人（牺牲1008人），使当时晋绥边区出现了“主力得以精干，民兵、游击队得以壮大，党、政、军、民均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的局面，有力地保障了晋绥边区的正常生产，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抗战胜利后，晋绥人民又大力展开了清算汉奸卖国贼的斗争，惩办了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开展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生产运动。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晋绥解放区在兵源、经费、军需物资等方面源源不断地向西北战场输送，为解放大西北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了巨大的支援。

在兴县的光辉革命史上，有一件事永远烙印在了老区人民心中，这就是——毛主席在蔡家崖。

1948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陕北东渡黄河经临县抵达蔡家崖。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4月2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了《晋绥日报》全体编辑人员，作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同一天，毛泽东在蔡家崖题写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大幅题词，还为《晋绥日报》题写了刊名。4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离开蔡家崖前往西柏坡，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

历史名人

刘昂（生卒年不祥）——字子昂，兴州人，金大定十九年（1179）进士。自高曾祖以下，七世科名相继。昂33岁时，任平凉路转运副使，不久因母忧去职，十年仕途不顺。后经推荐，升为国子司业，又擢升左司朗中，又因执政贾铉受人弹劾，累及刘昂，遂被降为上京留守判官，卒于任所。昂天资聪颖，工于诗赋，自成一家，诗得晚唐体，绝句尤佳。元好问《中州集》载其本传及诗十余首。

其弟刘海，旧志谓其举状元，但未详年代，曾任河南府尹。兴县城东关东街梢门一带称为“状元里”，据传曾有其府第。蔡家会沙盆洼旧有刘昂、刘海墓，今已无存。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懿斋，别号静轩，清兴县人。少时家贫，且樵且读。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进士，官检讨。性刚直，有胆识。雍正初登位，命诸臣进言，孙嘉淦即上疏陈述三事：“清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帝感到他太放肆，但又觉得他有胆量，不仅没有加罪，反提升为国子监司业。四年后又改为祭酒。雍正六年（1728）代理顺天府尹，丁父忧，请准回乡，服未满，以府尹召晋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后调刑部侍郎，又兼吏部侍郎。又因举荐教习不称旨，而被夺职。因他不爱钱，调银库工作，与吏卒共劳苦，收支银不差分毫，深得雍正帝嘉许。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乾隆即位后，召回孙嘉淦，先后委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刑部尚书、湖广总督、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乾隆十八年卒，谥文定。入祠乡贤及晋阳三立阁。

孙平日居处，恒以“八约”自戒。其八约为：事君笃而不显，与人恭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举。所以虽刚直疏匡，却未能受到重用；虽有谣言挑拨，仍未能改变乾隆对他的信任。孙家淦精通理学，曾著《春秋义》，自以为不足取而毁之。另著有《周易述义》、《诗经补注》、《近思录辑要》、《南华通》、《南游记》诸书。后人辑有《孙定文公奏疏》。

其兄孙鸿淦，雍正进士，任湖北公安县知县，著有《庄子内篇评注》。其弟孙扬淦，雍正进士，任国子监丞。是为“一门三进士”。

康基田（1728—1813）——自仲耕，号茂园，清兴县城关人。幼年家贫，苦心求学，14岁成秀才，选送省城晋阳书院读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举进士，任江苏新阳、昭文知县，后又任河南怀庆知府、江南河道总督、安徽巡抚等职。

康基田为官清廉，抑强扶弱，深得民心，久管河务，精于治水。所著有：《河防筹略》、《河渠纪闻》、《合河纪闻》、《合河方彦》等。

其弟康基渊，乾隆十七年进士，曾任吏部郎中，兼翰林院编修。

其侄康绍庸，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安徽布政使。

刘少白（1883—1968）——名象庚，字少白，兴县黑峪口村人。出生于破落地主家庭，六岁入私塾，光绪二十九年（1903）选拔为贡生，先后就读于山西武备学堂和太原府中学堂。求学期间，看到清廷腐败，列强环逼，逐渐形成爱国思想。辛亥革命时，就读于山西大学的刘少白剪掉辫子，参加起义。1912年，当选为山西临时省议会议员。1918年山西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被选为阳兴中学董事。

“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受到强烈的震动，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1928年9月，刘少白任河北省建设厅四科科长，次年出任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局长。他把在北平的寓所作为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点。1935年，刘少白任绥远省乡村教育工组训练所政治主任，曾掩护刘澜涛避开蒋介石的追捕，还为营救王若飞出狱做了不少工作。

抗战爆发后，刘少白回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9月，刘少白在兴县动委会搞经济工作，筹资创办了兴县农业银行，为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支持八路军抗日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创办了“新运书社”，发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论持久战》等进步书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40年，刘少白任晋西北农民银行经理。他大力提倡种棉纺织，扶助发展生产，粉碎了蒋阎联合的经济封锁。1942年，以副团长身份率晋西北土绅赴延安参观团访问延安，后又被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毛泽东在其著作中称赞说：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从1938年起，他三赴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左”的偏差，他受到无端批斗，被撤销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职务。毛泽东得悉后，立即指示作了纠正。

建国后，刘少白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八十高龄的刘少白也受到冲击，忧愤成疾，于1968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终年85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其恢复名誉，骨灰移入八宝山公墓。1988年移葬于兴县县城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为其写了碑名。

其女刘亚雄，建国后历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长、劳动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监委委员、中监委派驻交通部监察组组长等职。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牛友兰（1885—1947）——名照芝，兴县蔡家崖村人，晋绥边区著名开明土绅、教育家。出身富裕之家，曾求学于北京京师大学堂，接受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教育。1909年因病辍学，回乡后兴办新学，先后筹办兴县第二高等小学堂、兴县第一所初级中学校等。

1927年夏，牛友兰、刘少白与县署共同举办三民主义训练班，对全县小学教员、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及中学生进行了训练。1929年3月和1931年10月，牛友兰两次发动学生、群众捣毁国民党兴县党部，停止了蒋系国民党在兴县的活动。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牛友兰支持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推动了兴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7年秋冬，八路军120师来到晋西北开辟根据地，牛友兰捐献银元2.3万元，支援抗日政权开办兴县农民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裹腿等，供应部队。1940年，牛友兰又捐献了8000元银元，120石粮食和自己商店的所有棉花、布匹支持了革命。除积极支援抗日救国斗争外，牛友兰一生致力于民主教育新事业，积极鼓励子女参加革命，先后送子女十几人进入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并参加了革命队伍。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模范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其子牛荫冠，建国后曾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贾宝执（1917—1973）——兴县白家沟村人，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二、三届人大代表。生前历任白家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白家沟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兴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先后23次出席中央、省、地、县劳英会，5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嘉勉，1952年和李顺达等同志一起出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