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太原/刘文成

2005年退休后，定居太原以来，每年，我都要回到家乡兴县小住几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家经济步入了快车道，高速发展，我县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县城内有不少住户实现了集中供热，用上了天燃气，互联网也已入户，街道上设起了交通护栏，操场上建起了塑胶跑道，不少人有了小汽车……这里的老百姓也过上了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特别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穿着鲜艳的衣服，活蹦乱跳，尽情玩耍的情景，不禁勾起了我对自己苦难童年的回忆。

我出生于1943年。当我呱呱坠地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对我的家乡所在地——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母亲讲，在一次逃难中，她抱着襁褓中的我，几乎和日寇遭遇，死神从眼前擦身而过。在日寇的扫荡中，县城一些颇负盛名的古建筑物也毁于一旦，如“野狐寺”、“孙府大牌楼”等。在县城乔郭家沟和康宁红月村等地曾发生过日寇集体屠杀群众的惨案。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我县1939年就建立了民主政权，所以蒋阎的势力再未达及，老百姓虽然生活困苦，但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我县的国土面积很大，有3165平方千米。境内几乎是丘陵和山地。县城就座落在南北两山，东西走向的县川和蔚汾河两岸。当时，县城不大，人口几千人，全县也仅有10 万人而已。尽管如此，她也是晋绥边区的首府，八路军120师司令部的所在地。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县城的活动中心，就是由贺龙帮助当地民主政府建立的东关大戏台。这里经常唱大戏，特别是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都有连续几天的大戏演出。这时，四乡的村民们要进县城“赶会”，顺便卖出带来的农副产品，买回食盐、火柴等生活必需品。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最活跃的时候。“元宵节”有花灯、秧歌、大戏，特别是“放火”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在城内的“火架坪”，以竖起的“猴子爬杆”、“炮打台湾”为中心，四周布满了“起火”；还有铁水打出的“光子火”。观看“放火”的人，人山人海，摩肩接踵。随着一声令下，“猴子爬杆”拉开了序幕，接着是“炮打台湾”，紧接着是“起火”“光子火"四射“火树银花不夜天”，热闹极了。

那时的县城，以城内东关大戏台为中心，有东、西、南、北四关。东关和西关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卖百货的小商店、中药店和客栈；南关则是集市贸易和卖饭摊子的集中地。每到逢五或是单日，南关的集市贸易异常热闹：粜粮食的、卖炭的、出售农副产品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县城里还有许多闻名遐迩的风味小吃，如扁食冒汤、油酥饼、凉莜面、梆梆卤肉等。那时，县城内的街道很是狭窄，无雨时，风过后尘土飞扬，下雨时，泥泞不堪，很难走。街道两旁的房屋和店铺都很低矮、破旧，像样的建筑物几乎没有。那个年代，县内没有交通。人们的出行，有钱的骑个牲口，没钱的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到省城太原一次，步行经岚县绕娄烦走近道，需4天半的时间。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很多人从未见过。电灯、电话没有，电影、电视、手机、互联网更是无从谈起，唯一能见得到的是一个广播匣子。大家都觉得很是新奇，它怎么还会说话呢?县内没有什么工业可言，只有靠人背、镐掏、车拉的几个小煤窑和石灰窑。这里是个十年九旱，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地方。拿今天的观点来说，简直没有生存的条件。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兴县人民送出了近上万名子弟参战，老百姓在麻油灯下做军鞋支援前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个时候，吃公家饭的人很少，他们没有薪金，也都是供给制。老百姓大多是斗升小民，人们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有不少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糠菜半年粮是常有的事。地里的农作物主要有谷子、黑豆、高粱、糜黍、马铃薯等。麦子种的很少，老百姓一年中，只是在麦收后，农历六月六吃一顿白面而已。此外，在过大年时，不少人家吃饺子，馅皮也用不上白面。至于大米，人们见都没见过。

我童年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几乎是在缺吃少穿中度过。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在我出生时，已有兄弟4人。家中的生活来源，主要以卖饭为生，还兼种着几亩薄田。我家卖的是扁食冒汤，因为没有饭店，只能是饭摊，卖完即走。即使这样，也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劳作，把一天中要卖的饺子包好，还要把细粉也做好。而我们家吃的饭食主要是窝头、炒面、(用黑豆、高粱、加工而成)稀饭。隔几天，把做饺子的肉上剩下的骨头和萝卜、土豆炖在一起，再加上闷的小米干饭就是改善生活。吃早饭时，没有干粮，只能在稀饭中把酸菜放进去充多。有时，吃点炒面，还要按大人、小孩分着吃，不能管饱。贵客来了，吃一顿黄米捞饭、豆面捺钵子汤，就是上好的招待。我们家住在城内水门段，有两孔简陋的窑洞。那个年代，一家三代同居一室的现象数见不鲜。我们弟兄们穿的衣服，也是粗布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短了弥上，破了补好。大家穿的衣服也都是老虎下山一张皮，没有内衣，上身只有一件类似坎肩，当地叫斜腰着的衣服，小孩没有裤衩。晚上睡觉没有褥子，就是一块旧毡，有时，两人还要合盖一块被子。以上这种情形，在当时的社会上比比皆是，那时候人们都普遍穷啊，有的人家的生活，甚至还不及我家。春节过大年，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这时，还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吃上一顿饺子，放几个鞭炮，大人们给一点压岁钱，一般是2角钱。不要小看这2角钱，在当时，能买4个油酥饼子或是干其他好多事情。要知道在平时，孩子们是根本没有零花钱的。尽管日子过得是如此艰难，但是，我们也是在和平环境下生活，没有像上一代的大人们饱受战争之苦。我们这些孩子们，不懂得家长们的衣食之虞，虽然没有幼儿园(那个年代，不可能有)，但是，大家还是在尽情地玩耍。春天，我们跟着大哥哥们捋榆钱吃；夏天，我们在小河里捉鱼；秋天，我们在地里刨蔓菁吃；冬天，我们在河里溜冰，倒也其乐融融！1950年，我7岁时入学，结束了童年的生活。

我的童年距今虽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整整65年了，但那段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却怎么也不能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每当我想起她都感慨不已。或许年轻一代看到了我所写的这些东西，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讲故事，但这些都是真人真事，真实的经历。虽已尘封多年，但我把它写了出来，是要告诉下一代：“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来源：天下兴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