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红色兴县牛荫冠

牛荫冠（1919-1992）1912年9月17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牛荫冠（1919-1992）1912年9月17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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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42年5月至7月，牛友兰与兴县另一著名士绅刘少白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两个多月，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1933年，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又转入经济系。1934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底牛荫冠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依托牺盟会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他转赴晋西北根据地，先后担任过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要职。建国后，历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湖南株洲331厂厂长、党委书记，株洲331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螺旋桨飞机发动机；1955年调沈阳112厂任厂长，该厂研制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曾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表彰。1962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北京商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前身之一）院长（国务院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举行的全体会议第一百四十次会议任命牛荫冠为北京商学院院长）。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

1933年

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

1936年

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

1939年12月

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被委以重任。

1940年2月

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

1942年

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区贸易局长。 牛友兰和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人生背景不同，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气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

国难当头

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他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就这么一对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父子——红色士绅和革命干部，

1947年

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

“代”阎锡山铲除害群之马

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官办抗日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组织。所以,牺盟会与阎锡山当局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也有政治上的矛盾和斗争,关系很微妙,斗争也很激烈。阎锡山既要依靠牺盟会、山西新军为他守土抗战,“保境安民”,但亦对牺盟会、新军中的薄一波、牛荫冠等领导人很不放心,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他们的行为,一有机会就要对他们“敲打”几下子。1938年上半年,牛荫冠以牺盟总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秘密通过共产党员、夏县县长李涛等,除掉了在第七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民权支持下的坏分子李石安。

李石安,在旧社会原是一个兵痞、刀笔吏。1937年8月混入决死一总队,处处挑拨旧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还煽动落后战士和政工人员闹对立。当决死一总队政委薄一波正准备对其拘留审查时,其人已闻讯逃至文水县,通过被顺直省委开除党籍的张慕陶(化名马云程,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向阎锡山推荐,当了文水县县长。太原失守后,李石安将原来在文水县当过“防共保卫团”的干部和旧公安局百余人带到文水边山活动,挂名为“文水县牺盟游击队”。为了对这支部队进行改造,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委派中共党员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20余人到该部工作,部队迅速扩大到200余人。李石安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擅作主张,将部队改编为“文水县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独断专行。由于部队的人、枪迅速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到离石、汾阳一带,原文水籍的部分干部战士不愿意离开家乡,请长假、开小差的人日益增多。李石安便自作主张,枪毙了4个战士以示镇压,引起了全体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李石安为了分化、瓦解部队,就煽动一部分干部战士跟随他到长治地区投靠已任第五专员公署专员的张慕陶,并许愿说:如果把这支队伍带到潞安府,我和副大队长游好扬、杨文安、政治主任许铁民等,最低限度能弄个县长坐一坐,连长、指导员和政治部的其他干部,最坏也能弄个区长、县里的科长、秘书当一当。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等竭力反对,文水籍的干部战士也坚决不同意,并提出“誓死不离开文水县”的口号加以抵制。在吴堡镇扣押了张凤葆和任家俩兄弟。正当他企图强行把部队拉走投靠张慕陶之际,谭公强、游好扬、许铁民找到战动总会军事部长程子华、组织部长南汉宸反映了李石安的所作所为。南汉宸命令李石安来到战动总会后,由谭公强、许铁民二人把部队带到离石县马茂庄战动总会所在地驻扎,由战动总会主任续范亭主持召开了批判李石安的大会,并决定把他交给第四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武灵初依法处置。不料,在押解途中他畏罪潜逃,投到第七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关民权门下得到重用,时时处处与牺盟会、新军、抗日政权对抗。

他们接二连三地去找阎锡山告夏县县长李涛和牺盟会的状。有一天,阎锡山把牛荫冠叫去说:“夏县牺盟会的人把李石安杀了,你们牺盟总会知道不知道?”牛荫冠沉着冷静地说:“李石安这个人,我知道司令长官您早就想抓他一直没有抓到。我是派人到那里给他们说过,李石安这个人很坏,一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司令长官的威信,作恶多端。司令长官早就想制裁他,就是抓不到。你们不能把他抓回来,就把他干掉也可以。究竟是怎么杀的,我不知道。”阎锡山听了,一言没发,转身到另一间房子里给他的那些官员们说:“杀李石安,他们牺盟总会知道。”经阎锡山这么一说,就表示他对杀李石安一事已作了默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久,阎锡山又对牛荫冠说:“你们的夏县县长李涛得换一下,不换不行。”牛荫冠立即把李涛调回牺盟总会当了组织部长,又向阎锡山推荐了另一个牺盟会的秘密共产党员刘裕民去夏县当县长。

在处理李石安这件事上,牛荫冠是冒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深知阎锡山是玩弄政治的老手。阎虽然会对牺盟会这样处理问题,感到不快,但他绝不会因为杀掉李石安这样一个坏人就和牺盟会闹翻的。相反,他还会在世人面前标榜他是一贯主张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的。这件事也说明牛荫冠具有“当为者则为”的气魄和临危不惧的政治素养。

在1938年冬,刘考如等三名共产党员的牺盟会干部,在民族革命大学二分校被阎锡山的党徒孟祥祉抓起来关了禁闭,说他们是共产党员。阎锡山没交宪兵去审问,却交给了牛荫冠处理。梁化之说:“他们看共产党的文件,还有组织活动。李冠洋那里有拍下的照片为证。”说得有板有眼很严重。事前,牛荫冠也得到党组织的通知,一定要设法营救这三个同志。可是牛荫冠既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把柄被人家抓到手里,也不能在他们面前随便暴露身份,只能对他们说:“你们究竟有什么活动才落到这步田地,应当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来……”刘考如等心知肚明,一致再三表示,绝对没有什么“违法”活动,也没有看什么禁用书报。牛荫冠摸清了底细,就去找梁化之说:“你手头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我有了他们的罪证,也就好处理了。”梁化之只说有,就是不往出拿。又拖了一些时候,牛荫冠就向梁化之发牢骚说:“我手头没材料作依据,你叫我怎么个处理法?既不能处理,也不能老关着不放吧?”因为梁化之也确实没有什么证据在手,他只好说:“你看着办吧,如不好处理,就暂时放了也可以。”三位同志被释放了,并由牺盟总会异地重新分配了工作。

牛荫冠从1936年底起,直到1939年12月底,直接和阎锡山、梁化之打交道近三年之久。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面对着的是城府很深,时时不忘“防共”、“反共”的老手阎锡山和阎锡山的头子梁化之。他既要以民族大义团结他们,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又要和他们对日妥协、反共、反人民的一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牛荫冠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在众多共产党员、正义爱国人士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道道难关,既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他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任务,也促进了第二战区阎锡山、赵戴文等高层军政官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时还在危难中经过斗争打击了阎锡山和顽固分子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气焰,保护了400多名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撤离第二战区,到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